最深层的驱动力是什么？是发表更多高影响因子论文，在学术圈内奠定地位？还是真的想为解决国家在这个领域的“卡脖子”问题，贡献一点实实在在的力量？
答案，其实一直在他心里。在伯克利实验室看到那些最先进设备上的“出口管制”标签时，在听到国际会议上某些同行略带傲慢的谈论时，在“春潮”项目一次次攻坚却依然感觉距离实际应用遥远时，那个答案就越来越清晰。
产业化之路，或许不如基础研究那样“阳春白雪”，甚至可能充满挫败和琐碎，但它是将知识转化为力量的必经之路。祖父探的是救人的路，是绝路；父亲在武陵山探的是改革求生的路，是险路；那么自己，去探一探科研成果落地的路，纵然也是未知的、充满挑战的海域，不正是家族血脉里那种“向难而行”精神在新时代的延续吗？
他将图纸慢慢折好，放回原处。心中那把火烧得更旺，却不再灼人，而是带来一种清晰的、破釜沉舟般的平静。
第二天，他分别向导师和企业方代表给出了自己的答复。对导师，他表达了深深的感激和歉意，承诺会妥善安排好“春潮”项目的交接，并保持学术上的关注与合作。对企业方，他接受了邀请，但提出了一个条件：他需要一支精干的、有研发热情的小团队，并且中试基地必须保留一定比例的资源，用于支持基于产业化反馈的、更深层次的应用基础研究。
“我不是只想做一个技术转化工程师，”他对企业代表说，“我想成为连接实验室与生产线、当下与未来的那座‘桥’的一部分。这可能需要我们双方都做出一些改变和妥协。”
他的选择，在科学院内部引起了一些议论。有人赞赏他的魄力，有人惋惜他的“偏离”，也有人冷眼旁观。谢望城没有过多解释。他只是更加忙碌，一边加快“春潮”项目的收尾与移交，一边开始如饥似渴地学习生产线管理、成本控制、供应链知识，并频繁前往未来的中试基地熟悉环境。
热浪依旧，但他的方向已然确定。他仿佛能看到，在祖父消失的那片东南海域的更远方，在父亲奋战的武陵群山的更前沿，一片属于技术转化与产业创新的、更加波澜壮阔的海洋，正在向他展开。他调整着呼吸，检查着自己的“航具”和“罗盘”，准备扬帆，驶向新的潮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