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祎之，”她忽然开口，声音不大，却让凝神记录的刘祎之一个激灵。
“臣在。”
“去岁考功，汴州列为中下，刺史李怀远评语为何？”
刘祎之不敢怠慢，他记忆力极好，略一回想便道：“回殿下，去岁汴州考功语为‘治下平平，漕运无失，然吏治稍懈，民有微词’。”
“吏治稍懈，民有微词……”武则天重复了一句，嘴角泛起一丝冷意，“看来不是稍懈，是懈到骨子里，民不止微词，是怨声载道了。”她提笔，在弹章上批道：“御史风闻奏事，然事关刺史、民田赋税，不可不察。着刑部、御史台、大理寺，即刻派员组成三司使，赴汴州暗访详查。若所劾属实，李怀远即刻革职，锁拿进京，交三司严审，家产抄没，赔偿被占田亩、多征赋税之民。涉事亲属、胥吏，一体究办，不得宽纵。若查无实据，或事出有因、情有可原，亦需明确回奏，不得诬枉。”
批示清晰，程序严密，既给了查证的机会（体现慎重），又预设了严厉的惩罚（体现决心），更指明了查案的原则（不得诬枉）。元、刘二人相视一眼，皆从对方眼中看到一丝凛然。皇后处理此类贪腐案件，手段向来是雷厉风行，且往往能抓住要害。这汴州刺史，怕是凶多吉少。
接着是一份关于西域商路的奏疏，来自安西大都护王方翼。奏报吐蕃平定后，丝绸南道、中道商旅渐复，然北道（天山北路）因西突厥别部动乱，时有马贼滋扰，商队受损，请求增兵清剿，并建议在庭州以西增设两个守捉城，保护商路，收取商税，以边养边。
武则天仔细看了两遍，尤其关注王方翼对增设守捉城的位置、兵力、钱粮预算的估算。她沉吟片刻，没有立刻批示，而是对元万顷道：“这份留中。午后召梁国公、兵部尚书、户部尚书来议。”
涉及边防军事、兵力调动和财政支出，她虽有自己的判断，但仍决定听取专业大臣，尤其是李瑾的意见。这是她摄政以来逐渐形成的习惯，也是在重大军国事务上表现出的审慎。
一份又一份奏疏在她手中流过，吏部的官员铨选、户部的钱粮度支、礼部的科举筹备、工部的水利工程、刑部的疑难案件……事无巨细，从帝国中枢的决策，到偏远州县的具体纠纷，都在她的笔下得到批复。她的批语，有时只有寥寥数字“准”、“再议”、“驳”，有时则长达数十字甚至上百字，详细阐明缘由、指示方略、指定人选。她似乎不知疲倦，目光锐利，思维敏捷，记忆力更是惊人，能随口说出数月甚至数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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