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堂之上，立刻分为两派。一派以郝处俊等为代表，主张谨慎，以政治分化、经济手段为主，实质是鉴于朝廷内部困境（财政、兵源、朝争），不欲也无力进行大规模远征。另一派则以刘祎之等革新派和部分武将出身的大臣为主，主张必须立刻发兵救援，不惜代价保住安西，否则后果不堪设想。双方引经据典，争吵不休，但都下意识地回避了最核心的问题：兵从何来？粮从何来？谁为统帅？
武则天冷眼看着朝臣争吵，心中却是越来越沉。她何尝不想立刻派出一支大军，横扫西域，重振大唐天威？但现实是，朝廷无兵、无钱、无粮，朝堂上还在为太子、为新政扯皮。她将目光投向一直沉默不语的太子李弘。
李弘面色苍白，咳嗽了几声，在侍从的搀扶下起身，声音虚弱但清晰：“母后，诸位大臣。安西乃国家藩屏，绝不可失。然郝相公所言，亦有道理。朝廷困窘，儿臣亦知。是否可折中？一面严令杜怀宝坚守待援，联络西域诸国，分化敌军；一面速从陇右、河西抽调可战之兵，不必多，但需精，兼程赴援，以解龟兹、于阗之围。同时，朝廷尽力筹措粮饷，以为后援。至于大举征发内地兵马……恐非其时。”
太子的意见，倾向于保守救援，有限介入。这符合他一贯的“爱惜民力”、“不欲妄动刀兵”的仁政理念，也反映了朝廷现实的困境。但听在武则天和主战派耳中，却未免有些缓不济急，甚至有畏战之嫌。
朝议纷纷，难以决断。最终，武则天强压怒火，下令：一方面，以皇帝和自己名义，下旨严饬杜怀宝，务必坚守龟兹、于阗，等待援军，并许其“便宜行事”，可联络诸国，分化敌军；另一方面，责令兵部、户部，即刻会同陇右、河西、朔方节度使，商议抽调兵马、筹措粮饷援救安西之策，三日内必须拿出方略。同时，加派使者，携重金前往回纥、黠戛斯等部，意图从侧翼牵制吐蕃、葛逻禄。
然而，谁都明白，这不过是应急的权宜之计。真正的问题——无兵、无钱、朝堂分裂、决策低效——一个都没解决。安西的烽火，如同一声凄厉的警报，不仅照亮了西域的危局，更将帝国深重的内疾，赤裸裸地暴露在所有人面前。
消息传到“卧病”在家的李瑾耳中时，他正在书房与杜先生推演河南道行动的细节。闻听安西急报，疏勒失陷，李瑾执棋的手停在半空，久久未落。
“葛逻禄……大食……” 他低声重复着这两个名字，眼中闪过深深的忧虑。作为穿越者，他比这个时代的人更清楚这两个势力在历史上的“分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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