言》 系列，阐释经典大义，批驳市面流传之谬论。所需银两、刊印，由内帑支取，务求精良，广布学宫、公藏阁，乃至允民间翻印。道理越辩越明，正学昌，则邪说自消。 望孔卿勉之。”
孔颖达闻言，知皇帝和太子已有定见，且并未全然否决卫道诉求，甚至给予了“官方阐释”的渠道，心中稍安，虽仍觉不够严厉，但也只能躬身领命：“老臣……遵旨，定当竭尽全力，以正视听。”
会议至此，基调已定。李瑾的“四层边界论”，为即将出台的《出版法》奠定了理论基础和框架方向。这并非现代意义上的“言论自由”，而是在皇权专制框架下，一种相对理性、分层管理、试图兼顾稳定与活力的言论管控思路。它试图在“防民之口”与“放任自流”之间，走出一条狭窄而危险的中道。
消息通过与会者的口，渐渐流传出去。卫道者们松了口气，朝廷终究划定了红线，并未任由“邪说”泛滥。开明派和实务派也看到了一线希望，只要不触碰核心禁区和明确红线，批评、探讨、甚至有限度的“异端”思想，似乎仍有生存空间。而身处舆论漩涡中的普通士人、民间作者、小报编撰者们，则怀着忐忑、观望、或侥幸的心情，等待着那部将决定他们笔下安危的《出版法》正式颁布。
一场关于言论边界的“立法”，即将拉开帷幕。而其执行的效果，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这场由知识革命引发的思想激荡，最终是走向相对健康的百家争鸣，还是陷入万马齐喑或激烈对抗的境地。李瑾深知，画下边界只是开始，如何让这边界不被随意突破，也不成为扼杀生机的枷锁，才是真正的考验。而此刻，他更隐隐感到，这场关于言论的讨论和立法，或许只是更深层次、更触及根本利益冲突的前奏与预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