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二，天下秩序之中心。 我朝国力强盛，政通人和，四夷宾服，万国来朝。此非仅恃武力，更因我朝秉持王道，怀柔远人，厚往薄来，以德服人。我朝之律令、制度、礼仪，为四方所慕，所效。长安、洛阳，乃天下财货汇聚之地，人才辐辏之所，信息流通之枢。此乃现实之中心。故，维系此秩序，昌盛此国势，乃中心之实。”
“其三，文明创新之中心。 如方才学士所言，当今之世，已知寰宇之大，远超古人所想。诸国文明，各有璀璨。我朝之责，非闭关自赏，而当以我为主，博采众长。凡有益于强国富民、开物成务之器物技艺，当积极引进，消化改进；凡无害于我风化、可增广见闻之异俗奇谈，可宽容存录，以为镜鉴；凡与我大道相通、可资参详之外邦义理，亦可切磋琢磨，以求真理愈明。最终目的，乃集天下文明之优长，淬炼升华，反哺我华夏文明，使其如源头活水，生生不息，永葆青春， 继续引领天下。此乃进取之中心，未来之中心。”
李瑾环视众人，声音清朗而坚定：“故，今日之‘大唐中心论’，非是固步自封、妄自尊大，而是自信开放、继往开来。既要坚守根本，确信我文明之优越；又要胸怀天下，勇于吸纳他山之石；更要立足当下，以我为主，化育万方。中心之位，非天赐，乃人为。靠的是文明的高度，制度的优越，国力的强盛，以及不断自我更新的勇气与智慧。 若我辈能守正创新，自强不息，则我大唐，便永远是这天下当之无愧的中心！”
这场辩论以及李瑾的总结，标志着一种更新、更复杂、更具韧性的“大唐中心论”在精英阶层中形成共识。它摒弃了简单的文化傲慢，承认外部世界的多元与长处，但更强调自身文明的主体性、包容性与转化能力。这是一种基于实力和文明自信的、进取型的中心观。
这种中心论，很快通过各种渠道向民间渗透。朝廷支持编纂的《四海华夷志》、《圣朝文德录》等书籍，系统阐述华夏文明的优越性、包容性及其天下责任。戏曲、说唱文学中，歌颂大唐强盛、四方来朝、胡汉一家的题材增多。甚至市井小儿的启蒙读物中，也增加了“天朝物阜民丰，四夷慕化来同”的内容。
在具体政策上，这种“中心论”体现为一种居高临下、却又务实的“怀柔”与“教化”姿态。对外来文化，区分“用”与“体”，积极吸纳其“用”，谨慎对待其“体”。对来华外人，给予其生活、贸易的便利，允许其保持部分习俗信仰，但鼓励、甚至某种程度上期待其“渐染华风”。鸿胪寺、国子监加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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