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各国质子、留学生、使臣的儒学与礼仪教育。朝廷对归化的胡人将领、官员，给予优容，但对其子弟的教育，则强调“诗书传家，忠君爱国”。
武则天本人，是这种新型“中心论”最有力的象征和实践者。她在接见外国使臣时，姿态威严而宽容，赏赐丰厚，询问其国风物，展现“天朝上国”的气度。她对新奇器物的爱好，体现的是“天下奇物，汇聚中央”的自信。她对景教等外来宗教的有限承认，则是一种“万教来朝，皆沐王化”的心态。她支持李瑾的诸般举措，根本目的在于巩固和强化这个中心，使其不仅是一个地理或政治概念，更是一个文明高地和精神象征。
苏琬在记录中，精准地捕捉到了这种心态的转变与成熟：“……永昌以来，海陆通达，异闻纷呈。初，士民或惊或奇，或慕或惧，莫衷一是。及至‘华夷文明’之辩兴，乃知我朝有识之士，已脱‘夏夷’之旧窠，立‘中心’之新论。 其论也，不以地中自诩，而以文明自任；不讳他山之石，而恃熔炉之功；不惧百川奔涌，而信大河之深。 于是，开放而有底线，包容而有主轴，好奇而有抉择。中心之位，非固守可得，乃在兼收并蓄、自强不息中成就。 此等气象，方是大国盛世应有之胸襟与定力。”
然而，这种“中心论”并非没有内在张力。在“坚守根本”与“博采众长”之间，在“文明自信”与“文化警惕”之间，如何把握微妙的分寸，如何在实践中避免走向偏狭或迷失，仍是一个持续的挑战。洛阳街头，胡汉交融的景象依旧，祆祠的烟火与佛寺的香烟依旧交织，胡商的叫卖与士子的吟诵依旧和鸣。但在这一切繁华开放的表面之下，一种更为清醒、也更为自觉的文明主体意识，正在这个帝国的肌体中生长、巩固。它如同定海神针，让这艘航行在全球化早期浪潮中的巨舰，在拥抱八方来风的同时，始终牢牢把握着自己的航向——那航向，指向的不是排外的孤岛，而是以自身文明之光，去照耀、去化育、去引领一个更加广阔的世界的雄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