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成为道德典范，垂范天下，倡导教化，但其具体行为也需受法律和公共舆论监督。
“如此，”李瑾阐释道，“君主超然于日常政务之繁琐与纷争，可保其尊严与神圣性，不易为具体政策之得失所累，亦不易卷入利益争夺之漩涡。其位既稳，则 国本固；其权有界，则 政争息。此所谓‘ 君主无过，其过在执政 ’之理也。君主如鼎，稳坐庙堂；执政如工，操持鼎彝。鼎不动而工可易，国体不摇而政事可新。”
二、 “共和”之实：以“公议”与“法治”为核心的治理
“虚君”之后，国家由谁来治理？如何治理？这便是“共和”的核心。
李瑾认为，治理之权，当归于“天下人之公器”，具体应由一个能代表“公意”（他谨慎地称之为“天下公论”或“贤能之议”）的机构来行使。他借鉴了古典“共和”的本义（共同执政），结合了唐代现有的朝议、廷推制度，以及海外殖民地某些粗糙的议事形式，构想了一个新型的中央治理机构，他暂时称之为“公议府”或“大政院”。
这个机构的组成，是他思考的难点，也是最具突破性的部分。他排除了简单的世袭贵族政治（门阀）和纯粹的武力强权，也认为直接、广泛的“民选”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教育未普及、交通通信落后、民众政治意识薄弱）不切实际且容易滋生混乱。他设想了一种混合与渐进的方案：
1. 科举精英：通过改良的、更注重实务的科举制度，选拔精通律法、财税、工程、农桑、外交等专业知识的“事务官”和通晓经史、明于治体的“议政官”。这部分人是“公议府”的骨干，确保治理的专业性和连续性。
2. 地方代表：由各道、州、府，按照一定的标准（如纳税额、声望、学识等），推举产生“地方代表”，代表地方利益和舆情进入中央议政机构。这类似于汉代“乡举里选”的扩大和制度化，旨在沟通中央与地方。
3. 专业团体：吸纳重要的社会功能团体代表，如大商贾（代表工商业）、著名学者（代表文教）、德高望重的耆老等，参与特定领域的咨询与决策。
4. 皇族与勋贵代表：保留少数席位给皇室宗亲（非近支）和有特殊功勋的贵族，作为传统的象征和稳定的因素，但其权力受到严格限制。
“公议府”的主要职能包括：
• 立法：制定、修改除“祖制大法”之外的一切法律。
• 决策：审议并决定国家重大政策，如战争与媾和、重大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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