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系统性梳理和反思。他常常写着写着，便陷入长久的沉思。那些来自遥远未来的记忆碎片，与在大唐数十年的亲身实践、观察、挫折、成功，交织在一起。他必须小心翼翼地甄别，哪些是适合这个时代生产力水平和社会环境的，哪些是过于超前、可能引发混乱甚至灾难的；哪些原理可以清晰地阐述，哪些只能点到为止，留下线索和疑问。他不再像年轻时那样，急切地想要改变一切，而是更注重知识的“可接受性”和“生长性”。他希望这部书，是一颗充满生命力的种子，而不是一株被强行移植过来、可能水土不服的奇葩。
永昌四十八年的夏末秋初，《格物新编》的主体部分，终于接近完成。最后的“综论”卷，是李瑾倾注心血最多，也最难下笔的部分。在这一卷里，他不再讨论具体的技术或自然现象，而是试图阐述他心目中的“格物精神”——一种理性的、求实的、批判的、开放的认知态度和方法。
他写道：“格物者，非仅格一草一木、一器一物之形性，实乃格天地自然之理，格人心求知之道。其要在‘致知’，而致知之途，首在‘不疑处有疑’。圣人经典，先贤著述，固为明灯，然灯下或有阴影，时移世易，昔日之是，或为今日之非。故当不盲从，不迷信，以耳目亲观，以心智细察，以实事验之。”
他又论及学问与实用的关系：“或谓格物乃奇技淫巧，无关大道。谬矣！百姓日用，国之财用，军之强弱，莫不基于物性物理。知水之就下，乃可治水；知金铁之性，乃可利兵；知五谷之生长，乃可足食。是故，格物实乃经世济民之基。然徒知实用，不明其理，则如盲人摸象，难有进益。故格物者，当追本溯源，既求其用，亦究其理，理事圆融，方为真知。”
他还特别强调了记录、传承与交流的重要性：“一人之智有限，众人之智无穷。凡有发明，有见地，当笔之于书，公之于众。勿秘藏，勿自矜。后世之人，可据此前行，可纠我之谬，可补我之缺。学问之道，如百川归海，不择细流，乃能成其大。闭门造车，固步自封，则其道必衰。”
在“综论”的末尾，李瑾以近乎预言般的笔触写道：“今寰宇初开，海路已通，天下万邦，渐次往来。我所知者，不过沧海一粟，天地一隅。异域之民，必有奇技；远方之地，必产异物。当以虚心求之，以平等交之，取彼之长，补我之短。切不可持天朝上国之见，鄙夷万物，坐井观天。须知，学问无涯，真理无穷。今日之‘新编’，他日或成‘旧典’。唯望后来者，不以此书为终点，而以之为起点，继往开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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