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龙三年的春风，似乎格外眷顾关中大地。积雪消融，渭水汤汤，八百里秦川沃土在阳光下蒸腾起湿润的泥土气息。乾陵侧，那两座新冢上的草色，已从嫩黄转为青翠，与梁山苍郁的松柏渐渐融为一体。碑文简朴的石碑默然矗立，任凭风雨。长安城内，随着国丧期的彻底结束，生活的河流裹挟着细微的尘埃与蓬勃的生机，沿着既有的河道，看似平稳地继续向前流淌。
一个疑问，如同早春薄雾，弥漫在许多有识之士的心头：那个由两位不世出的巨人以非凡意志和智慧强行塑造、并推向极致的“永贞-天授盛世”，在他们轰然倒下之后，将何去何从？是会如昙花一现，随着缔造者的离去而迅速凋零，重演历史上许多“人亡政息”的悲剧？还是能够摆脱对个人的绝对依赖，将其精髓注入帝国的制度肌体，获得相对长久的生命力？
时间，这位最公正也最无情的法官，开始缓缓展露它的判决。而最初的判决，出乎许多悲观论者的预料，竟是令人宽慰的肯定。
神龙年间（705-710年），平稳过渡期。
皇帝李显，这位性格宽厚甚至略显懦弱的君主，在狄仁杰、张柬之、姚崇、宋璟等一批兼具威望与才干的老臣辅佐下，忠实地扮演了“守成之君”的角色。他的施政核心，被清晰地概括为“谨遵遗制，不事更张”。朝堂上，虽然关于具体执行细节的争论时有发生，但“恪守《盛世宪章》”、“遵循文正王、则天大圣皇帝成法”，成为了无可置疑的****。两税法的征收、科举的举办、对格物院的有限支持、对市舶司的管理、边疆的羁縻政策……一切几乎都按照李瑾和武则天时代定下的蓝图和惯性运行。
这并非简单的因循苟且。狄仁杰等老臣深刻理解李瑾制度设计的精妙与长远考量，他们以丰富的政治经验，弥合着先帝（武则天）晚年与今上（李显）过渡期间的一些微小裂痕，调和着新旧势力之间难免的摩擦，更关键的是，他们将“依法（宪章）治国”、“循例行政”的理念，从李瑾个人的强力推行，逐渐转化为官僚体系内部一种初步的共识和习惯。虽然这种共识还脆弱，习惯也常被惰性和私心打破，但种子已经播下。
经济的繁荣得以延续。永贞以来积累的雄厚国力，高效的漕运与物流网络，相对稳定的货币（开元通宝信誉卓著），持续扩大的海外贸易，以及最重要的——相对明晰和可预期的税收与商业政策，使得社会财富继续增长。长安、洛阳、扬州、广州、益州等中心城市愈显繁华，新兴的市镇不断涌现。虽然土地兼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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