苗头已现，但均田制崩坏后，两税法相对有效地维系了国家财政与基层社会的平衡，流民问题并未大规模爆发。
边疆也大体保持平静。安西、北庭、安东、安南、朔方等重镇，军备充实，将领得人。对吐蕃、契丹、奚、突厥残部等，大唐继续采取李瑾时代定下的“实力威慑为主，羁縻安抚为辅，积极互市通商”的组合策略，效果显著。其间虽有零星摩擦，但无大战事。帝国四境，呈现出自贞观、永徽以来罕见的、长时间的总体安宁。
景云、开元年间（710-741年），盛世巅峰的延续与固化。
神龙之后，历经短暂的宫廷波折（李显驾崩，韦后之乱被迅速平定），李旦即位，不久传位于太子李隆基，即历史上著名的唐玄宗。在另一个时空，正是在玄宗开元年间，大唐达到了国力鼎盛、文化灿烂的顶峰。而在本时空，由于李瑾和武则天打下的基础更为雄厚，制度框架更为先进，这个顶峰不仅如期而至，而且其高度、广度与稳定性，都远超原本的历史轨迹。
开元天子李隆基，是一位雄才大略、励精图治的君主。他登基时，上距李瑾、武则天去世已近二十年，但那个时代留下的制度红利、经济基础、军事优势和开放心态，正值最丰厚的释放期。李隆基的英明之处在于，他并非简单地坐享其成，而是在深刻理解并基本遵循“永贞-天授”制度框架的前提下，加以优化、巩固和发扬。
政治上，他进一步强化了以《盛世宪章》为根本的法治观念。虽然皇权依然至高无上，但“政事堂议政、中书门下复核、尚书六部执行、台谏独立监察”的权力运行框架更加成熟。他大力提拔姚崇、宋璟、张说、张九龄等一批精通政务、务实干练的贤相，这些宰相大多受益于改良后的科举，具有“新学”背景或至少不排斥务实精神，他们与皇帝形成了良好的互动，将帝国行政的效率推向新高。虽然“君主立宪”的影子还很遥远，但“君主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雏形，在制度保障和实际运作中，都变得更加清晰。
经济上，开元年间达到了空前的繁荣。户口数在永贞末年的基础上继续稳步增长，在开元中期突破了九百万户，人口估计超过五千万，远超原本历史同期的峰值。 这得益于长期的和平、有效的农业生产技术推广（如曲辕犁、筒车等“格物”成果的普及）、以及相对合理的赋税。朝廷岁入（主要来自两税、盐铁专卖、市舶收入）屡创新高，太仓、左藏库粟帛充盈，物价长期保持稳定，长安米价长期维持在每斗三五文钱的低水平，这是盛世最直观的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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