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议室的白炽灯冷得像手术台上的无影灯。
苏屿坐在长桌末端，看着投影幕布上那个刺眼的红色箭头——它一路向下，最终停在竞争对手“林薇工作室”的logo旁。空气里弥漫着一种粘稠的沉默，像即将凝固的树脂。她能听见空调出风口细微的嘶嘶声，能看见悬浮在光束里的尘埃缓慢旋转，能感觉到自己后颈渗出的冷汗正沿着脊椎往下爬。
“这个项目对公司的重要性，不用我多说了。”总监的声音平得像刀锋，“三年的筹备，关键客户，战略级合作。”
所有人的目光开始游移，最终不约而同地落在她身上。那目光并不锐利，反而带着某种怜悯的钝感，像在看一个已经被推上祭坛的羔羊。苏屿的手指在会议桌下收紧，指甲陷进掌心。她想起上周五，林薇工作室发布方案的时间，只比她的最终版提前了四小时。四小时。足够让一切变成抄袭的嫌疑，足够让客户选择“更早成型”的那一个。
“苏屿作为项目负责人，”总监顿了顿，这个停顿长得残忍，“需要承担相应责任。”
“相应责任”四个字在空气里膨胀、变形，最后变成人事部递过来的一纸通知：即日起调离核心项目组，降为二级专员，办公位迁至十七楼东南角——那个常年晒不到太阳、紧挨着打印室的角落。
她没有争辩。争辩需要力气，而她的力气早在连续三十七个失眠的夜里被熬干了。每次闭上眼睛，她都能看见母亲那张被愤怒扭曲的脸：“你就和你爸一样！自私！只顾自己！”父亲拖着行李箱离开时的背影，母亲摔碎的瓷碗，还有自己手机屏幕上永远在修改、永远在讨好、永远在斟酌字句的聊天记录——它们像无数透明的丝线，把她捆成一个精致的茧。
调岗通知下来的那个下午，母亲打来了电话。
“你表姐都听说了。”母亲的声音像生锈的锯子，刮擦着耳膜，“说你搞砸了公司的大项目。我早就说过，女孩子不要太要强，安安稳稳的多好。现在好了，脸都丢尽了。你爸跑了，你工作也这样，你们是不是商量好的？是不是都要逼死我？”
苏屿把手机拿远了些。透过十七楼走廊的玻璃窗，她能看见城市在黄昏里逐渐亮起的灯火。那些灯火很温暖，但没有一盏属于她。她张了张嘴，想说“不是我的错”，想说“方案泄露有疑点”，但最终吐出的只有：“妈，我有点忙，晚点再说。”
挂断电话后，她没有回那个新的、拥挤的工位。
她推开安全通道厚重的铁门，走进楼梯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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