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但其历史真实性需要考古学的验证。我们需要找到特洛伊，找到迈锡尼，用铲子而不是想象来证实史诗。”
“但即使考古发现不能完全印证史诗的每一个细节，”另一位同学插话，他受到当时正在兴起的民族国家建构理论影响，“史诗的价值在于它塑造了我们（欧洲人）的集体记忆和文化认同。特洛伊战争是否完全如史诗所述并不最重要，重要的是，它作为一个‘事件’，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共同的、辉煌的过去，一个区别于其他文明的起源神话。历史学，在某种程度上，也是为我们民族精神寻找源头和凭证的学问。”
他们的讨论，混杂着对科学方法的追求、对古典文明的热爱、以及正在成型的民族主义情绪。他们渴望一个“真实的”、辉煌的希腊过去，来为正在统一和崛起的德意志提供文化上的楷模和自信。
这种思潮，将推动不久后谢里曼带着《伊利亚特》去发掘希萨利克山（被认为是特洛伊遗址），并在发现黄金器物后激动地宣布他找到了“普里阿摩斯的宝藏”。考古发现与文学想象在公众欢呼和民族自豪感中热烈拥抱，尽管专业考古学家很快会对谢里曼的发掘方法和断代提出诸多质疑，但“特洛伊是真实的”这一文化符号已不可阻挡地深入人心。
史诗、考古、民族情感、学术野心，在这个时代交织成一幅复杂的图景。对“真实”的追求，不可避免地受到时代需求和集体心理的着色。历史，既是在泥土中被发现，也是在人们心中被需要和塑造的。
一个多世纪后，当另一群学者，带着不同的文明视角和更强大的分析工具，重新审视这沙盘上的层层堆积时，他们将不得不面对一个根本问题：我们究竟在多大程度上，是用今天的“考古发现”去印证一个早已被文学和民族叙事重塑过的“过去”？而那“过去”的原始面貌，是否可能比我们愿意接受的更加模糊、破碎，甚至平凡？
沙盘上的史诗，永远映照着沙盘外，塑造它、凝视它、并从中汲取力量的人们的身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