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八年的秋来得急，刚进八月，杨庄村头那棵老槐树就簌簌落黄叶子了。五岁的金秋蹲在树底下，手里攥着根柳树枝子，扒拉着地上厚厚的落叶，沙沙响。这娃长得虎头虎脑，皮肤晒得黑黢黢，眼睛跟他娘一个样，亮堂得很，看啥都透着股新鲜劲儿。
“九儿！”
院里头传来大哥金春的喊声。金春十五了，个子蹿得老高，肩膀也宽了，早跟着爹学当大总的本事。他站在院门口，手里拎着个布包，鼓囊囊的，不知装着啥。
金秋拍拍手上的土，一蹦一跳跑回院。爹正在堂屋穿褂子——就是那件藏青色细布褂子，只有出门主事才舍得穿。褂子洗得发白，袖口磨起了毛边，可娘总用烙铁熨得平平整整，连个褶子都找不着。
“爹，您弄啥嘞？”金秋仰着小脸，眼睛亮晶晶的。
杨承祥扣好最后一个布扣，弯腰摸了摸小儿子的头。他手心磨得全是老茧，糙得像铡过的麦秸秆，蹭在脸上扎得慌，可暖烘烘的。“东庄你张爷老了，爹去送送他。”
“老了是啥意思？”
杨承祥顿了顿，看着儿子清澈的眼睛，一时不知咋说。金春在旁边接话：“就是走了，不在了，去老远去的地方，再也不回来了。”
金秋似懂非懂点点头。他认得张爷，去年秋里，张爷还在这槐树下给他讲岳飞抗金，胡子白花花的一翘一翘，唾沫星子溅得满脸都是。
“爹，叫我跟您去吗？”金春的语气透着股大人似的郑重。
“中。”杨承祥应着，又瞅了瞅小儿子，“九儿也去，见识见识世面。”
金秋眼睛一亮，赶紧跑到水缸边，踮着脚舀水洗手。村里别的娃可没这福分，能跟着当大总的爹出门主事，这可是顶体面的事。
杨承祥从金春手里接过布包，打开翻了翻。里头是他主事的家当：一杆黄铜小秤，秤盘磨得锃亮；一把木尺，刻着“公道”俩字，字迹都模糊了；一本毛边纸账簿，纸页黄得发脆；还有一截红布包着的印泥，红布都褪成粉的了。“齐了。”他把布包**，挎在肩上。
父子仨出了门，秋日的太阳斜斜照下来，影子拉得老长。路两旁的高粱红了穗，沉甸甸耷拉着脑袋，红薯地里的秧子还绿着，爬得满地都是。本该是欢喜的时节，可越往东村走，空气里就越闷得慌。
还没到张家门口，就听见里头哭喊声，高一声低一声，像受伤的野狗在嚎，听得人心里发紧。金秋不由自主往爹身边靠，小手拽住了爹的衣角。杨承祥低头看了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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