贡萨洛在走廊被几位官员围住。他们的表情混合着好奇和敌意。
“你真有勇气，”一个中年官员说，“或者天真。国王需要好消息，不是问题。”
“问题不解决会变成危机，”贡萨洛平静回答，“而危机比问题更难处理。”
回家的路上，他思考国王的反应。若昂三世不像他祖父曼努埃尔那样沉迷于扩张的荣耀，他似乎看到了问题，但被困在系统里——既得利益集团，狂热舆论，还有更重要的是：惯性。帝国像一艘全速前进的大船，难以突然转向。
伊内斯在家中等他，抱着两岁的贝亚特里斯。女儿继承了母亲的绿眼睛和父亲的黑发，此刻正专注地玩着一个木制小船模型——贡萨洛父亲若昂的礼物。
“怎么样？”伊内斯问，递上一杯凉水。
“国王听了，但会不会行动是另一回事。”贡萨洛接过杯子，一饮而尽，“大厅里大多数人认为我是麻烦制造者。”
伊内斯微笑，那笑容里有理解和坚定：“麻烦制造者比沉默同谋好。至少你在尝试。”
“代价可能是我们的安稳。你父亲的人脉在施压，要国王‘控制那个异见者’。”
“那就让他们施压，”伊内斯抱起贝亚特里斯，“我们选择这条路时就知道不会容易。”
晚上，贡萨洛在书房工作，整理从殖民地收集的证据：贸易站官员虚报账目的记录，士兵欺凌平民的证词，当地商人被迫贱卖货物的合同。这些资料他保存了副本，原件提交给王室委员会——虽然知道多数会被“归档遗忘”。
伊内斯悄声进来，手里拿着一封信：“意大利来的。莱拉的信。”
贡萨洛立即展开。妹妹莱拉在博洛尼亚已经两年，虽然不能正式入学，但得到几位开明学者的私下指导。她的信充满激情：
“……在这里，我学习的不只是医学，还有看待世界的新方式。教授们讨论古希腊的民主，阿拉伯的医学，中国的技术，没有一种文明被贬低为‘野蛮’。这与里斯本多么不同！
我还遇到其他葡萄牙人，不是官员或商人，而是学者、艺术家、被排斥的‘新基督徒’。我们组成小组，讨论如何保存被帝国边缘化的知识。其中一个成员是犹太医生，他的家族在1497年被驱逐，他说：‘葡萄牙失去的不只是人，是记忆，是智慧。’
哥哥，有时候我想，真正的葡萄牙可能不在里斯本的宫殿里，而在这些流散者的心中，在保存的记忆里，在拒绝遗忘的坚持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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