掉了纸条，记住内容。然后她开始写信给萨格里什——可能是最后一批通过相对安全渠道的信件，一旦去马德里，通信将困难得多。
表面文字依旧：“母亲，父亲，我入选马德里深造，荣幸而惶恐。会努力学习，不负期望。勿念。女儿莱拉。”
密码层中，她写下了真实情况，包括费尔南多修士的提议和两个选择，请求建议。但她也知道，信可能需要数月才能到达萨格里什，回信可能永远到不了她手中——如果她去马德里，地址会变；如果她消失，则完全失联。
决定必须自己做。
接下来的几天，莱拉继续正常的学校生活：上课，祷告，图书馆工作。她注意到其他入选学生的反应：有的兴奋（多是西班牙裔或完全同化的葡萄牙贵族子女），有的忧虑（葡萄牙裔，知道这可能是永远离开家乡的开始），有的面无表情（学会了不流露真实情感）。
她也在观察费尔南多修士。他继续收集歌谣，但莱拉现在看出了方法：他不仅记录歌词旋律，还记录演唱者的年龄、地域、社会背景，以及“这首歌从谁那里学来，什么时候第一次唱”。这是系统的民俗学研究，但也是文化的抢救性记录。
一天下午，在图书馆地下室整理一批新到的捐赠书籍时（老管理员已在一个月前去世，莱拉被临时指派协助），她有了意外发现。在一箱看似无关的十六世纪初税务记录中，夹着一份手写信件，日期是1579年，署名是“一个不愿忘记的葡萄牙人”。
信中描述了托马尔加冕前，葡萄牙各地对西班牙接管的不同反应：北方的公开抵制，南方的谨慎接受，贵族的分裂，平民的困惑。更重要的是，信中提到了一份“秘密协议”的存在——与莱拉之前发现的文件呼应——并暗示有多个副本被分散隐藏，“以待将来”。
信的结尾写道：“记忆是最后的武器。当剑折断，旗帜降下，语言被禁，只有记忆在沉默中存活，在暗处传递，等待重见天日的那天。保存记忆的人，是真正的爱国者，即使被同胞视为叛徒，被征服者视为威胁。”
莱拉感到深深的共鸣。这封信的作者——可能是她从未谋面的祖父贡萨洛那一代人——表达了她内心最深处的情感：记忆作为抵抗，作为希望，作为超越政治疆界的忠诚。
她小心地抄录了信件内容，然后将原件放回原处。抄录时，她决定了自己的路。
第十三天，她去找费尔南多修士。
“我决定去马德里，”她告诉他，“但需要您的帮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