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71年春，莱顿
冬去春来，但尼德兰的天气似乎忘记了“温暖”这个词怎么写。运河上的冰刚化开，就又被细雨覆盖，整个莱顿像个没拧干的抹布，湿漉漉、冷飕飕的。
威廉·范德维尔德学会了几个新词：
“第十便士税”——那个已经认识了，痛彻心扉。
“血腥委员会”——阿尔瓦公爵设立的特列法庭，专门审判“异端和叛国者”。到三月底，已经处决了超过一千人。莱顿市场上偶尔会有囚车经过，押往海牙。人们低头不语，只有马蹄声和车轮碾过石板路的声音。
“海上乞丐”——这个越来越常被低声提及。一群被西班牙海军驱逐的新教水手、破产渔民和愤懑商人，如今在英吉利海峡和北海游荡，专抢西班牙船只。听说他们最近占领了英格兰沿海一些小岛作为基地，女王伊丽莎白一边公开谴责，一边私下允许他们补给——只要他们只抢西班牙船。
但威廉最关心的还是另一个词：“利润率”。
“彼得，给我算算。”他坐在货栈的小桌前，油灯在傍晚的昏暗中摇曳，“如果走弗里斯兰路线，避开主要税卡，但要多付给向导三斯泰弗，还要承担被巡逻队扣押的风险——概率大概两成。如果走正常路线，乖乖缴税，但安全。哪个划算？”
彼得皱着眉头，手指在空中比划，仿佛在解一道复杂的数学题。这年轻人有计算天赋，可惜生在了一个更多用刀剑而非算盘解决问题的时代。
“走弗里斯兰，老板。”他终于说，“即使被扣押一次，我们还有四次能成功。长期看，省下的税比贿赂和损失多。”
威廉点头，在账本上记下决定。他的账本越来越厚，不仅记录生意，还开始记录一些别的东西：西班牙巡逻队的换岗时间、哪些税官容易贿赂、哪些码头看守对新教徒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这不是叛逆，他对自己说。这只是……精明的风险管理。
四月的第一个星期一，威廉去了趟阿姆斯特丹。名义上是谈一批鲱鱼生意，实际是想感受一下那座港口的脉搏。莱顿像个谨慎的学者，阿姆斯特丹则是个野心勃勃的商人——即使在这种压抑的时期，依然能听到金钱的轰鸣。
他在老教堂附近的一家酒馆里，遇到了一个有趣的家伙。
“亨德里克·德弗里斯。”那人自我介绍，握手有力得像钳子，“造船的，或者说，曾经是造船的。现在嘛……帮人解决运输问题。”
德弗里斯四十来岁，脸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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