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压得喘不过气，教学上要面对繁重的课时量考核，一周十几节课，还要备课、批改作业、辅导学生，累得身心俱疲；科研上，还要给那些‘学术明星’当挂名作者，或者承担那些‘短平快’的课题，干最累的活，拿最少的钱，连一点话语权都没有，职业倦怠感越来越强，很多人都已经失去了搞学术、教书育人的热情。”
他叹了口气，语气里满是自嘲与无奈：“我这个副院长，说白了，也算是个‘高级工蜂’，比普通教师多了一份责任，却也多了一份煎熬。上面要我抓考核、抓科研、抓升学率，一点点都不能松懈；下面要安抚老师们的情绪，倾听他们的委屈，协调他们的矛盾；我自己还要搞科研、带学生、上课，每天忙得脚不沾地，经常加班到深夜，可到头来，考核分数还是跟不上那些‘学术明星’，收入也没比普通教师高多少。有时候我都在想，我这么拼命，到底是为了什么？是为了那份所谓的‘体面’，还是为了当初那份教书育人的初心？可这份初心，现在已经被考核压得快要看不见了。”
我拍了拍李斌的肩膀，心里满是心疼与理解。“这就是改革带来的第二个核心局面——教师群体的两极分化与‘工蜂化’。”我缓缓说道，语气里满是沉重，“考核机制就像是一个无情的筛子，把那些有资源、有关系、会钻营的人筛了出来，让他们越来越强，越来越风光；而那些踏实肯干、默默奉献、没有背景的普通教师，却被筛到了底层，沦为‘工蜂’，甚至连基本的尊严都得不到保障，连自己的学术追求都无法坚守。长此以往，谁还愿意踏实做学问、教书育人？谁还愿意为了学术理想，坐冷板凳、守初心？”
“还有行政权力的扩张，叔，您肯定比我更有体会，这也是最让我们头疼的事情之一。”李斌的语气缓和了一些，但依旧带着浓浓的不满与无奈，“现在‘非升即走’和量化考核搞得轰轰烈烈，‘数字’成了最高指挥棒，成了衡量一切的标准。我们学校的人事处、科技处，制定了一大堆详细的计分规则，繁琐又死板，每一篇论文、每一个项目、每一节课，甚至每一次会议发言，都有对应的分数，他们掌握着我们教师发展的生杀大权，一句话、一个分数，就能决定我们的前途命运。”
他顿了顿，继续说道，语气里满是疲惫：“我每天都要花大量的时间填表、报材料、跑项目、搞关系，就为了在考核中拿到关键分数，不被扣分。有时候，一篇论文的发表，不是看质量好不好、有没有价值，而是看发表的期刊有没有在学校的计分名单里，有没有对应的分数；一个项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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