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像一颗刚点燃的蜡烛，亮得很，满脑子都是“理想”，还没见识到晚唐官场的“现实”有多冷——他不知道，接下来等着他的，不是大展拳脚的机会，是党争的“冷水”。
党争这盆冷水：替人说句公道话，就被踢出京城
晚唐的官场，有个绕不开的“大坑”——牛李党争。一边是以牛僧孺为首的“牛党”，一边是以李德裕为首的“李党”，这两派就跟仇家似的，不管你有没有本事，只要站错队，就别想有好日子过。
杜牧本来没想掺和党争，架不住他跟牛僧孺有点交情。早年间，杜牧在扬州当幕僚时，牛僧孺是淮南节度使，很看重他的才华，经常跟他聊政事，还提醒他“官场复杂，别太耿直”。杜牧心里感激，觉得牛僧孺是个正直的人。
后来李党得势，李德裕当了宰相，就开始找牛党的麻烦，说牛僧孺当年在地方上“治理不力”。满朝文武都知道这是党争，没人敢说话，唯独杜牧站了出来——他写了篇文章，说牛僧孺在淮南的时候，减赋税、修水利，百姓都念他的好，所谓“治理不力”都是瞎编的。
这话一出来，李德裕立马就盯上了杜牧：“好你个杜牧，居然敢替牛僧孺说话，你是不是牛党？”
其实杜牧根本没打算站队，他觉得该说句公道话，可在党争的漩涡里，“说公道话”就是“站错队”。没过多久，朝廷就下了命令：把杜牧外放，去黄州当刺史。
黄州是什么地方？在当时就是个“荒郡”——城里没几条像样的街，百姓大多靠种地为生，还经常闹水灾，之前几任刺史都把这儿当成“流放地”，来了就天天喝酒偷懒，根本不管事。
杜牧接到调令那天，在家里修改《战论》的稿子，看到“外放黄州”四个字，手里的笔“啪”地掉在纸上，墨水晕开一大片。他看着窗外的长安街，心里又气又委屈：“我到底做错了什么？就因为替人说句公道话，就不能在京城做事了？”
收拾行李的时候，母亲劝他：“孩子，去就去吧，在哪儿不是做事？你别忘了初心就行。”杜牧点点头，把《战论》《守论》的稿子叠好放进箱子里，又带上了爷爷杜佑写的《通典》——他想，就算到了黄州，也不能忘了自己想干的事。
离开长安那天，天刚蒙蒙亮，李商隐来送他。俩人站在城外的小桥上，没说多少话，李商隐递给杜牧一包茶叶：“到了黄州，照顾好自己，你的计策总有一天会用上的。”杜牧接过茶叶，眼圈有点红，他知道，这一去，还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回长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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