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月的武陵山，暑气被层层叠叠的绿意滤去大半，但机械厂会议室里的空气却近乎凝滞。烟雾缭绕，刺鼻的烟草味也压不住那股沉重的焦虑。厂党委扩大会议已经开了整整一个下午。
“……不是我们不想接！”生产副厂长老刘嗓门有些哑，手指重重敲着桌上那份《关于承揽省外“腾飞”农机厂齿轮箱体大批量订单的技术与产能评估报告》，“问题是，人家要的是新型号，精度要求比我们现有产品高一个等级！交货期紧，价格还被压得低。我们靠什么接？靠那几台老掉牙的滚齿机？还是靠工人兄弟们加班加点拼体力？”
财务科长老吴扶了扶眼镜，声音平板却字字如针：“更关键的是成本。根据这份报告，要保质保量完成订单，必须对三车间那两条核心生产线进行数控化升级。初步预算，”他顿了顿，报出一个数字，“接近厂里去年全年利润的百分之七十。钱从哪来？银行贷款？现在银根收紧，利息高不说，抵押物都不够。更何况，升级改造期间，现有生产任务怎么办？订单接了，万一有个闪失，赔钱事小，厂子的信誉就全完了。”
会议室里一片沉默。窗外的知了叫得声嘶力竭，更衬得室内寂静压抑。这是一次重大的战略抉择。接了，可能是厂子脱胎换骨、打开新市场的机遇；也可能是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将厂子拖入更深的债务和信誉危机。不接，守着日渐萎缩的老产品市场和越来越艰难的“优化”局面，无异于坐以待毙。
所有人的目光，或明或暗，最终都落在了主持会议的党委书记老杨和一直沉默翻阅报告的谢继远身上。
谢继远的手指无意识地在报告扉页上划动，触感微凉。他想起了怀里那本笔记中，父亲面对茫茫大海和无名孤岛时，那份决绝。那是一种近乎直觉的、对“必须做”之事的判断，超越了对成败得失的精细权衡。而现在，他面对的虽不是生死，却同样关乎一个集体、上千个家庭的未来。
“这个订单，风险确实大。”谢继远终于开口，声音不高，但清晰的吐字让每个人都抬起头，“技术门槛、资金压力、生产组织，都是难题。老刘、老吴说得都在理。”
他停顿了一下，目光扫过与会者每一张或凝重、或犹疑、或期待的脸。“但是，大家想过没有，我们为什么被‘优化’压得喘不过气？为什么老产品卖不动？根子就在于我们的技术落后了，成本没优势了。市场不会等我们慢慢学、慢慢改。‘腾飞’厂的订单，就像一块试金石，也是一道催命符——要么，我们拼一把，趟过去，证明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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