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是在图书馆那些发黄的报纸上，看到“一·二八”淞沪抗战中十九路军浴血奋战，却最终在“国联调停”的屈辱中撤退的消息？
或许更早。
早在他第一次在北平街头，看到趾高气扬的日本浪人醉醺醺地殴打黄包车夫，而周围的中国警察却背过脸去装作看不见时。
早在他读到梁启超的《少年中国说》，读到“少年智则国智，少年富则国富，少年强则国强”，那股热血冲上头顶，恨不得立刻投笔从戎、效死疆场时。
但现实是冰冷的锁链。
四个月前那次冲动，失手将对方刺成重伤。
为此，父亲动用关系又花费不少银钱才将事情勉强压下，却也彻底寒了心。
从此，“安分守己”、“莫谈国事”、“好好读书、将来谋个稳妥差事”成了家训。
父亲看他的眼神，总是带着失望、警惕，和一种深沉的疲惫。
那疲惫，不仅是对这个“惹是生非”的儿子的无奈，更是对这个日益令人窒息、令人看不到希望的世道的无力。
林怀安理解父亲的恐惧。
一个在清末衙门当过小吏，在民国初年的乱局中勉强保住饭碗，如今在北平市政府某个清水衙门里当个不上不下科员的小知识分子，太知道“安稳”二字的分量了。
乱世里，能保全自身、养活一家老小已属不易，还敢奢谈什么“救国”？
那不仅是虚无缥缈，更是可能引来杀身之祸的“妄念”。
所以，当林怀安试探着提出想报考军校时，父亲的反应是火山爆发般的震怒。
那不仅是担忧，更是被触动了内心最深的恐惧——这个儿子，终究还是走上了他最害怕的那条“不安分”的路。
争吵，斥责，冷战，家中的空气凝固得像北平腊月的冰。
母亲王氏只能以泪洗面，在父子之间小心翼翼地调和，却毫无作用。
就在他几乎绝望，以为自己此生真要如父亲所愿，在故纸堆或某个沉闷的办公室里消磨一生时，母亲临终前的嘱托，像黑暗中的一点萤火，微弱，却固执地亮着。
城南。陈伯父。玉佩。
这成了他最后，也是唯一的希望。
现在，希望之门，裂开了一道缝隙。
陈伯父——那个独眼、瘸腿、隐居陋巷、浑身散发着硝烟与秘密气息的男人——给了他一个承诺，也给了他三个要求。
好好读书。加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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