火车驶入北京站时，是2016年11月4日凌晨五点十七分。
展旭背着背包，拖着行李箱，随着人流走出车厢。十一月的北京已经很冷了，但和抚顺那种刺骨的干冷不同，这里的冷带着一种潮湿的、浑浊的气息，混合着煤烟、汽车尾气和陌生城市特有的味道。
他站在站前广场上，看着眼前这座巨大的、陌生的城市。天还没完全亮，城市笼罩在一片青灰色的晨雾中。高楼大厦的轮廓在雾中若隐若现，像一群沉默的巨人。
九年前的那个早晨，二十四岁的展旭站在这里，心里只有一个念头：逃得够远了吗？
够远了。从抚顺到北京，七百公里，十个小时的火车。足够远离那座充满回忆的城市，远离那栋六层红砖楼，远离那个不会再为他亮起的窗户。
但他很快发现，有些东西是逃不掉的。
比如背上的纹身。
到北京的第三天，纹身开始发炎。可能是火车上太闷，可能是北京的气候不适应，也可能是——这具身体在抗拒这个新的、强加的身份。
他住在五环外的一个地下室。十平米，没有窗户，只有一张床、一张桌子、一个柜子。月租八百，押一付三，几乎花光了他带来的所有钱。
发炎是从边缘开始的。先是痒，然后红，然后肿。他对着厕所里那面布满水渍的镜子，艰难地扭过头看——背上一片通红，彼岸花的轮廓在红肿中显得模糊，像一团真正的、正在燃烧的火。
他买了碘伏和消炎药膏，每天涂三次。涂药时要反手，动作别扭，常常涂不均匀。药膏黏在背上，衣服一摩擦就更疼。
夜里，他趴着睡，不敢翻身。地下室很潮，被褥总是湿漉漉的。纹身在潮湿的环境里更难愈合，有时半夜会疼醒，一身冷汗。
他想起纹身师傅的话：“可能会发烧。”
果然发烧了。三十八度五，头重脚轻。他请了一天假——刚找到的工作，在一家小广告公司做设计，月薪四千，试用期三个月。
老板在电话里很不高兴：“刚来就请假？”
“对不起，发烧了。”
“那明天能来吗？”
“能。”
挂了电话，他躺在潮湿的床上，看着天花板上渗水的痕迹。那是北京给他的第一个印记——不是梦想，不是机会，是地下室发霉的天花板，和背上发炎的纹身。
他想过给纹身师傅打电话问问该怎么办，但最后没打。有些路要自己走，有些痛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