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海上——放在‘海鸥号’的隐蔽隔层，马特乌斯定期出海时带着。中等重要的放在几个隐藏点，彼此不知道对方的位置。日常教学只保留最基本、最无可指责的内容。”
“我们像被迫害的早期基督徒，”索菲亚苦笑，“在地窖里聚会，用暗号交流。”
“但我们在保护的东西不同，”贝亚特里斯坦说，“不是单一信仰的纯洁性，是多元知识的生存权，是批判思考的可能性，是连接不同文明的理解力。”
“这些对征服者来说更危险，”安东尼奥指出，“一个顺从的、单一思维的、易于控制的民众，比一个会思考、会质疑、会看到其他可能性的民众更容易统治。”
是的。贝亚特里斯坦明白了为什么压力在增加：在权力过渡的混乱期，任何可能的异议中心都被视为威胁。萨格里什虽然偏远，但它的历史——与恩里克王子、与早期航海、与阿尔梅达家族的关联——使它成为一个潜在的危险记忆库。
记忆可以是反抗的种子。而种子必须被保存，直到有土壤可以生长。
1573年夏天，恩里克一世国王去世。临终前，他任命了一个五人摄政委员会来管理国家，直到确定继承人。但委员会立即分裂：三人倾向菲利普二世，两人支持唐·安东尼奥。
葡萄牙正式进入继承战争的前夜。
二、佛罗伦萨的抉择
1573年秋天的佛罗伦萨，贡萨洛·阿尔梅达走在维琪奥桥的拥挤人群中，感到一种与周围喧嚣格格不入的疏离感。这座桥上的金匠店铺闪耀夺目，商贩叫卖声此起彼伏，游客和市民来来往往——一个繁荣城市的日常景象，与葡萄牙正在经历的危机形成刺痛对比。
他六十五岁了，流亡生活已进入第二十三个年头。时间在他身上留下了印记：头发全白，背微驼，年轻时航海晒伤的皮肤现在布满老年斑和皱纹。但眼睛依然清澈，头脑依然敏锐，尤其是对葡萄牙命运的思考，从未停止。
“贡萨洛！”一个熟悉的声音呼唤。他转身，看到克里斯托旺·德·卡斯特罗匆匆走来。卡斯特罗比贡萨洛年轻十岁，但多年的流亡和担忧也让他显得苍老。
“有消息，”卡斯特罗压低声音，“从里斯本，通过威尼斯中转。”
他们找了一家僻静的咖啡馆角落。卡斯特罗展开一封密信，是用他们约定的密码写的，贡萨洛快速解读。
消息令人心沉：菲利普二世的代理人几乎公开活动，用西班牙黄金收买贵族、官员、教会人士；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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