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事,果然感情不一般,那个医生很快帮忙把拍摄时间提前了三周,所以何校长现在已经回来了。俞老师说这事不要对外说。
我听了不知道有多高兴,总算有个机会让我感谢一下何校长了。当然,我知道轻重,这事情是不好随便说出来的,因为那个正在又“矛”又“盾”,玩着“报复游戏”的人,正愁没有更多的“论据”呢。
一个学期很快又过去了,一般的中学已经放假,蔡来等我一起回上海了。
可是,在高安师范工作就是不一样,暑假因要招生,老师们比别的学校晚半个月放假,眼下是寒假,也会生出一点事来,这次派我陪着金花老师外出调查“四种人”。
我基本是个“政治残疾人”,不仅瞎还听不见,什么是“四种人”?五十年后的今天我还没有搞清楚。只是被调查的人,却是个让我在意的人,是我的政治老师,可敬可佩的聂老师。
他有什么问题?那场整人的运动不是已经结束了吗?我惴惴不安地跟着金花老师去爬山越岭了。
我们去了三个地方,最后上了靖安县一个高山上的公社。山路崎岖,冬景萧条,天气寒冷,还乌云低压。金花老师不愧是政治老师,她在不断与人谈话记录,我坐在旁边,比木头人多了一口气,心里还老是惦记着蔡。他虽然住在他哥那儿,可也是为我牺牲了三天假期。金花老师可能觉得我很无知,干脆也不问我,她一个人在努力工作。最后,她告诉我:“完成了。”
我傻呆呆地问她:“我们可以回去了?”
“是呀,不然我们还在这儿过年?”
“聂老师怎么样呢?”我很高兴,但还是很担心他。
“你不是一起听了?”金花老师有点嗔怪。
我不好意思地笑笑,他们那些对话,我不感兴趣,都成了耳边风,早就不知道刮去了哪里。不过,金花老师也不怪我,只是对聂老师她什么也没有说,却告诉了我另一件事:这里是我们文艺班的夏芳分配来的地方。然后她就带着我,一路问一路找,找到了夏芳所在的公社中学,也找到了她的房间,只可惜,她的房门一把大锁冷冷地挂着。
这个公社就是建在山上的,高高低低没有几个平面。夏芳的房间也建在一个坡上。我站在门前的阶石上想:她的房间里会不会也有坡度?这么一来,我整个心都揪在一起了,原来她也是分得那么苦……
他们中学的老师告诉我们,夏芳身体不好,提前一个多月就回上海了。金花老师这才对我说,其实我们还有另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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