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殷地安长矛”；甚至闺阁女子之间，也开始流传海外奇珍异宝的图样，讨论那种叫“羊驼”的动物毛织成的披肩是否真的那么柔软温暖。
其次是对“他者”认知的复杂化。以前，唐人对“外邦”的印象，大多局限于周边的突厥、吐蕃、回纥、高句丽、日本，以及通过丝绸之路隐约知道的“大食”（阿拉伯）、“拂菻”（拜占庭）和“天竺”（印度）。这些文明虽然异质，但毕竟同属欧亚大陆文明圈，或多或少有过接触和交流，在唐人心中有一个大致的、带有等级色彩的定位（如仰慕华夏的“东夷”，强悍难驯的“北狄”，神秘富庶的“西戎”等）。然而，新大陆的“殷地安”人，以及那些随船而来的非洲西岸黑人、太平洋岛民，他们的相貌、肤色、语言、习俗、宗教，与已知的任何“外夷”都截然不同，完全超出了唐人原有的认知框架。
这种冲击，带来了复杂的情感反应。有猎奇，有鄙夷（视其为“野人”），有恐惧（担心是“妖异”），但也有好奇和某种程度上的平等审视。一些有识之士开始反思：这些“殷地安”人，虽然不知诗书礼仪，但能建造宏伟的金字塔（玛雅遗迹的传闻）、雕刻精美的玉器、培育出高产的“长棒米”，他们显然并非愚昧无知。他们有自己的神明、历法、社会组织。这是否意味着，在华夏文明之外，还存在着其他独立发展、各具特色的文明路径？这种思考，虽然微弱，却如同巨石投入古井，开始撼动“唯我独尊”的文化优越感。
最后，也是最具深远影响的，是一种缓慢滋生的、对“世界”的责任感与好奇心的混合体。当唐人逐渐接受自己只是这个巨大星球上诸多文明之一时，一种新的心态开始萌芽。一方面，作为当时地球上最强大、最富庶、文明程度最高的帝国之一，一种“天将降大任”的使命感油然而生——不是传统的“教化蛮夷”，而是探索未知、沟通四海、为这个新发现的“世界”建立某种秩序（当然，仍是以大唐为中心的秩序）的责任感。另一方面，单纯的好奇心和对财富的渴望，驱动着越来越多的商人、冒险家、甚至失意文人，将目光投向海外。“出海闯荡”，不再仅仅是迫于生计或朝廷差遣，而成为一种可能改变命运、见识广阔天地的、带有浪漫色彩的人生选择。广州、泉州、扬州的造船工坊订单排到了数年之后，教授简单外语和航海知识的私塾悄然出现，关于海外物产、航线、风土的笔记手抄本在坊间暗中流传、价格不菲。
曲江池畔，澄心苑。
李瑾放下手中一份从洛阳辗转送来的、最新的《两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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