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时对比了他们所依据的、往往经过筛选甚至曲解的原始材料（如清廷提供的官方版本、或传教士带有特定倾向的译介）。
“知识生产从未脱离权力语境。”陈思源指出，“早期汉学在翻译典籍、梳理历史时，不可避免地嵌入了当时盛行的进化论史观和种族等级观念。例如，将华夏文明的连续性解释为‘缺乏革命性突破的僵化’；将明清易代简化为‘野蛮征服文明’的单一叙事，却有意无意忽略其内部复杂性和对文明成果的系统性破坏；在哲学阐释上，倾向于用欧洲哲学范畴（如‘理性’、‘形而上学’）切割和套用中国思想，往往削足适履，忽视其独特的宇宙观和伦理实践一体性。”
台下开始出现低声议论，有赞同的点头，也有不满的皱眉。
陈思源切换画面，展示出数据库中的一组对比案例：19世纪欧洲汉学著作中对华夏“专制”的描述，与同时期欧洲思想家对本国君主专制批判的文本，在逻辑和词汇上的高度相似性。“他们用批判自身传统的概念工具来定义华夏，于是华夏成了永恒的‘他者’，一个用来反衬欧洲‘自由’、‘进步’的静态背景板。汉学，在某种程度上，成了巩固西方现代性自我认同的‘他者制造机’。”
这时，一位坐在前排、白发苍苍的索邦资深汉学家举手要求提问。主持人示意可以。
“陈博士，”老教授语气严肃，带着法兰西学术传统的矜持与质疑，“您的分析充满后殖民理论的色彩，也揭示了一些历史偏见。这值得我们反思。但您是否过于强调权力和意识形态的扭曲，而低估了汉学作为一种严肃语文学（Philologie）和实证研究所取得的客观知识积累？毕竟，正是通过几代汉学家的努力，华夏文明的典籍才得以被欧洲认知。您是否在解构的同时，也解构了跨文化理解本身的可能性？”
问题尖锐，直指核心。全场目光聚焦于陈思源。
陈思源微微颔首，表示尊重。“教授，您的问题非常关键。我绝非否定汉学家的辛勤工作和其中许多杰出的学术成就。事实上，我们‘文明复兴研究院’的许多工作，正是建立在包括西方汉学家在内的前辈学者的成果基础上，尤其是文献整理和翻译方面。”
他话锋一转：“然而，承认具体学者的贡献，不等于要全盘接受由特定时代语境所塑造的学科整体叙事框架和解码体系。我说的‘重构’，恰恰是为了更‘客观’的理解。当我们意识到滤镜的存在，才能更努力地去擦拭它，看清被过滤掉的光谱。”
他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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