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记者，以及两位早期的“中国问题专家”正在交谈。桌上散落着来自中国的瓷器、丝绸样品，以及几本线装书。
“必须承认，”一位戴着单边眼镜、曾参与《天津条约》谈判的外交官啜饮着白兰地说，“这个民族有其独特的韧性，他们的官僚体系虽然腐败，但结构复杂得惊人。不过，总体上，他们缺乏我们盎格鲁-撒克逊民族的进取的精神和基督教道德约束。看看他们对那次冲突（指第二次鸦片战争）的反应，麻木、顺从、缺乏民族国家的概念。”
一位商人接话：“他们的市场潜力巨大，但商业观念原始，缺乏契约精神。我们需要用我们的法律和规则去规范与他们的贸易。他们的社会是静态的，千年不变。”
那位被称为“专家”的学者，面前摊开着一本《论语》的早期英译本，他推了推眼镜，用一种权威的口吻说：“从他们的古典文献看，这个文明在很早以前就达到了某种伦理和哲学的成熟，但随后似乎就停滞了。孔子学说强调等级和服从，缺乏对个人自由和灵魂超越的关怀。这或许能解释他们为何能忍受如此长久的专制统治，并在现代世界中显得格格不入。”
他们的讨论，建立在战争胜利带来的绝对优越感之上，混合着片面的观察、粗浅的阅读和根深蒂固的文化偏见。华夏的形象，在这些决定着对华政策和塑造着公众舆论的精英圈层中，迅速被简化和定型：古老、停滞、专制、待开化。
这些言论和文章，将汇入正在形成的“汉学”和“东方学”话语体系，成为后世学者研究中国时难以摆脱的认知前设。中国文明被悄然放置在欧洲文明发展序列的“过去时”，成为验证欧洲现代性“进步”与“优越”的活化石。
而此刻，在地球另一端，华夏大地正深陷战火与屈辱，无数典籍被焚毁掠夺，文明记忆在断裂与失血中艰难喘息。那些决定其文明将被如何“研究”和“定义”的话语权，已不在她自己手中。
这间伦敦烟雾弥漫的房间里的闲谈，与圆明园尚未散尽的烟火，以一种残酷而讽刺的方式，共同构成了“汉学”诞生纪年上不可分割的注脚。一方在权力高位上随意描摹，一方在废墟灰烬中失语。
这段被权力严重扭曲的“对视”起点，其阴影将绵延一个多世纪，直到另一群人在不同的时间、不同的力量对比下，拿起新的考据工具和理论透镜，试图重新擦拭这面布满尘埃与偏见的文明之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