示了一组新的图片，是“全球技术同源比较数据库”的界面截图，以及基于此生成的知识迁移图谱。“比如，传统汉学可能专注于翻译《天工开物》的文字，研究其在华夏科技史上的地位。但我们的‘重构’尝试追问：这本书的知识，何时、通过何种渠道、以何种形式流入了欧洲？它对欧洲同时期或稍晚的技术文献产生了何种具体影响？这种影响在后世的科技史叙事中是如何被表述或隐匿的？”
“又比如，”他继续举例，“关于‘夷夏之辨’的文本流变。传统汉学或许会翻译韩愈原文，并接受后世（尤其是元清时期）的注解。但我们的‘重构’要求进行精细的版本校勘和概念史梳理，揭示原文如何在权力干预下被系统性篡改，以及这种篡改如何服务于特定政治合法性的构建，进而又如何被近代以来的某些势力所利用。这不是否定语文学，而是将语文学与历史语境、权力分析更深刻地结合。”
“真正的跨文化理解，”陈思源总结道，目光扫过全场，“不应建立在一种文明对另一种文明单方面的‘解剖’、‘定义’和‘安置’之上。它应是一种平等的对视，一种对彼此历史复杂性的共同探寻，一种对知识流动多向性的坦诚承认。‘重构’汉学，不是要摧毁它，而是要剥离其诞生之初所沾染的殖民主义和种族主义的胎记，使其真正成为一种促进文明平等对话的桥梁，而非固化等级的知识权力工具。”
演讲结束，掌声并不算热烈，但持续了很久。提问环节变成了激烈的辩论场。支持者认为陈思源戳破了学术象牙塔的幻象；反对者指责其“政治化学术”、“解构一切”的危险倾向；更多人在深思。
在这场讲座通过网络部分流传出去的同时，赵海川的团队监测到，针对陈思源个人及“文明复兴研究院”的负面舆情攻击再度升级，并且开始出现对其“学术不端”、“利用研究煽动民族主义”的具体诬陷材料，传播源头隐蔽，但推送力度惊人。
另一边，柯林斯教授和勒克莱尔博士等人，在巨大的压力下，却加快了他们私下整理资料的速度。陈思源在索邦的演讲，像一把钥匙，触动了他们心中某些被封存已久的学术良知和对学科历史的隐忧。
解构的锋芒已然亮出，它不仅指向尘封的档案，更指向在场每一个听众心中那面或明或暗的文明认知之镜。
【历史闪回线】
清咸丰十年（1860年）之后，英国伦敦，皇家亚洲学会某次聚会。
烟雾缭绕的房间里，几位刚从中国回来的外交官、商人、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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